爛論證的誕生

我很少點名批判誰，但我今天看了一條新聞，有點噴火。雖然這個論證不是第一次被提出來，不過因為記者（編輯）幫他們做結了（還歸納的不錯），我就來點名回應這票「鄉民」（真正的那種鄉民）。我要批判的是「反對大埔拆遷案的都不是大埔人」這個爛論證。新聞原文是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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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民代批評 反大埔的都不是大埔人

【聯合晚報╱記者張文馨／即時報導】

2013.08.23 01:45 pm

苗栗縣長劉政鴻今天北上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劉政鴻發言時間不長，倒是苗栗民代忿忿不平，竹南鎮代表會主席林樹文表示，他是土生土長的大埔人，也是徵收戶之一，為促進地方發展，他完全依照縣府相關規定，配合拆遷祖厝。林樹文說，在地人完全不曉得何謂「大埔事件」，因為這起土地徵收案是為了繁榮地方，有超過98%、900多戶住戶都同意，「如果真的不好，為何有這麼多人贊成？」

竹南鎮大埔里里長鄭文進則說，大埔案在地方是「叫好又叫座」，抗議群眾沒有一個是本地人，也沒有人問過他們的看法，所以他要站出來表達心聲。他說，大埔在辦喜事，沒有一個人反對，那些聲明的人有誰是大埔人？都沒有。我們大埔人忍不住了，900多個同意戶難道都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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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鄉民（代表）講不出那麼簡潔的論證形式，標題的「反對大埔拆遷案的都不是大埔人」卻是他們意見的一個漂亮歸結。但這還是無法解決他們論證很爛的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我會分三個層次來探討，先看「為什麼這是個爛論證」，其次是「這個爛論證怎麼來的」，以及「如何避免爛論證」。我將儘量使用最少的專有名詞，以口語化的方式來讓大家理解我的觀點。當然，我批判人，我也歡迎人批判我。

為什麼這是個爛論證？

鄉民論證的基本形式是：這是我們大埔的事，大埔的人多數都贊成，反對的都是外來者。外來者沒有權利來反對我們的事。所以……（外來人閉嘴唄）。

這個論證表面上訴諸某種政治直覺：自治。我們從小就被（國民黨政府教科書？）告知有所謂「地方自治」，地方人自己管理自己，是很天經地義的事，所以大埔人在自己的事務上管好自己，外人也不應該來管我們的事。外人「不懂」我們的價值（他們有訴諸地方人覺得「好」），只有我們知道「對我們來說的好是什麼」。

這個論證訴諸「直覺」，所以乍看成理，不過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其中有很多模糊地帶。首先，「地方自治」其實在觀念與實務上都是很受限的，不信你問文中出現的里長，一個里長到底能夠幹嘛？其實也不能幹嘛。越往上，到鄉鎮市區，到縣，到直轄市，權力會越來越大，但自治體也同樣受或大或小的限制。

我們一村的人不能決定要殺誰就殺誰。能不能處死某甲，在我們台灣當代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裡，還是要上到國家整體層級來決定，即便某甲殺了村中一半的人。（某些比較原始或宗教控制的國度則不見得如此，但台灣是台灣，有台灣的情境。）地方自治或許在政治學上有明確的定義，但在這邊顯然被濫用了，或者是在完全搞不清楚概念內容的狀況下被擴充運用，因此這個隱藏的前提是不穩固的。

其次，這個論證訴諸一種隔離的情境，認為我們的事情「應該」我們自己管，外人「不應該」干擾。在台灣社會中，的確，某些社群內部的事情，我們外人不會去干擾，如醫師公會自己選理監事什麼的（假設他們有理監事選舉），我們外人不會去干擾，也認為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除非選舉鬧出糾紛）也不應介入。但是這也存在一個前提：這個社群如果需要與外界互動，他們的價值標準就不能讓別人覺得太過誇張。

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想像有個南亞的村落，他們的成人有與幼童性交的習俗，比如說男子二十歲的成年禮就是要與十歲的女童性交。雖然這是他們社群內部的事務，不過我想台灣社會（作為外人）的大多數人都會反對這樣的行為，並想要介入且制止，不論實際上是否做得到。為什麼？因為我們可以透過媒體得知這件事，並且覺得「不快」。媒體（以及交通）的存在，讓兩個原本無關的社群接上線，如果我們兩個社群想要持續的互動，那就必須要接受對方的一些標準，否則相處起來就會「非常的不愉快」。隨著接觸機會越多，兩者價值標準就會越接近，不然磨擦就會越激烈：最後可能會動用軍事武力。看看美國與穆斯林，在全球化的世界如何激烈碰撞。

大埔的人需不需要與台灣其他人互動？如果需要，那知識份子，台北人，天龍人的價值標準就應該參考一下。你如果讓天龍人太不爽，你可能會失去中央金援，天龍人可能會抵制那些去大埔設廠的企業，這些企業可能會因此撤資，那原本答應給大埔人的一系列財富與發展的承諾都可能跳票。

那你大埔人要不要參考外地人的意見？這並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而是個單一發展方向：大埔人根本沒啥選擇，他們需要外地人。他們自己沒辦法搞出一個工業區，自己投資生出公司，以自己的人力資源建構企業組織，然後有自己的通路把貨品跳過台灣行銷全球。他們被綁死在台灣裡面。所以這個「隔離的情境」，也是個錯誤的隱藏前提。

因為這兩個隱藏的前提都是有問題的（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為文長關係，懶得講），所以「反對大埔拆遷案的都不是大埔人」這個論證是不健全的，也就是「爛」的。

這個爛論證是怎麼來的？

我們接著要思考的是，這個爛論證怎麼樣誕生。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反對大埔拆遷案的都不是大埔人」論證建構在（至少）兩個隱藏前提之上，這兩個隱藏前是因為想要排除「他者」參與政治決定的「權力」，因為這會影響到現有獲利者的「權利」。

也就是說，這些人認為，如果劉政鴻的縣府派被社運份子打垮，四戶拆遷案被推翻，他們的權益就會受損。但這也是種誤認。理論上，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算是同意拆遷戶，這時候也應該站在和縣府敵對的角色上：他們或許可以藉社運份子之力，多要到一些補償金。

比較類似的例子是現在美河市一帶的拆遷戶，他們的土地被徵收蓋捷運之後，有拿到補償了，但之後政府又把那地拿出去標，弄了個美河市，原來的拆遷戶就起來鬧，看能不能多分一點。這件事的道德對錯先不論，但美河市原地居民的想法才是「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

站在縣府立場講話，其實所獲得的利益非常有限，甚至完全沒有利益。我認為可能性有三，一是這些鄉民是劉縣長忠誠的支持者，忠誠對他們有很大的價值；其次，這些人是笨蛋，連怎麼算對自己有利都不懂；第三，他們被黑道威脅。三者可能同時成立，或只有一個成立，但不管怎樣，這三個動力因很可能推動了上述爛論證的誕生。

不難發現這些動力因默示了某種悲劇：這些挺劉鄉民可能不是壞人，他們或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如何避免爛論證？

不管這些鄉民，那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搞出這樣的爛論證？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的建議卻很簡單：多讀書。沒讀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不是叫你們去讀什麼邏輯的書，市面上的邏輯書，老實說，很多我也看不懂。網路上也有很多談哲學的blog和網站，有些一看就知是邏輯出身的哲學界同行寫的，說真的，一般百姓鐵定看不懂你們寫什麼。)

我所講的讀書，是指如果你要參與公共事務的論爭，或是至少想弄清楚他們在討論什麼，那就應該主動去吸收資訊。你可以有特定立場，但你至少要知道自身立場的優缺點是什麼。各種新聞要看，進而看看知識份子的觀點，再去涉獵相關書籍，最後才是去讀真正的學位。要像我與同好這樣討論問題，則還是需要一定的學術專業訓練了：我講得很白話，很隨性，不代表我是隨便講講。不是活得久就講得過我。

沒有讀書，書讀不多，通常不是當事人本身的錯，可能受到外在環境、家庭經濟條件、個人身體健康，甚至是三者總和的影響，而沒辦法讀到太高的學歷。相對來說，學歷高的人，很可能是因為運氣好，加上足夠的努力。我認識破百個博士，我相信上面的說法有一點點點點統計上的可信度。

雖說現在學歷越來越不值錢，博士品質越來越粗糙，不過高學歷者多數還是經歷過一些基本訓練，而這些訓練是「在外面日常生活中學不到的」。學術研究也是一種專業，像水電工一樣，必須要投入，磨練技術，才能成為高手。你不會活一活，活到八十歲就變成水電工，你頂多只能（因為家中東西太常壞掉）成為某一方面的水電維修高手，但那和真正的水電工仍有一段差距。

學術研究也是一樣，你可以在學院外無師自通某些部份，但要具備完整的學術能力，卻完全沒有經歷過學術訓練過程，是不可思議的。我知道過去時代有不少文史方面的大師幾乎是自學而成，不過他會也參加學術研討會，也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這代表他也受過某種程度的訓練。有一些理工科研的業界研發部門，也有很高的學研水準，不過現在這些人多半也有碩士學歷。

那學術研究專業到底是種什麼樣的能力？講難聽一點，通常所謂的「具學術研究能力」，多半指「會寫論文」。我常講大學教授和榕樹下泡茶阿伯的主要差別，就是前者會寫論文，後者多半不會，其他功能方面沒差。

講好聽一點，「具學術研究能力」就是擁有「某種學門典範之下的理性推導能力，包括形成問題意識，設定解決方案，建構論證並獲得結論等能力。」簡單來說，一個博士應該擁有在其專業學門中建構健全論證的能力。

我一再強調，這種能力不是活得久就能夠發展出來，這種能力須要經過訓練，和同一學門的高手彼此切磋，並接受共同的知識成果。我很久以前的文章提到，很多人聽到我專長是倫理學，就有點不屑，因為他們以為活得久就會懂倫理學。活的久或許會比較懂「倫理」，但懂「倫理學」，那就不見得要活的久了。

同樣的，大埔的問題，是政治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經濟學與法學等一系列學門的問題，需要一定的知識基礎與能力，你才能建構出有效且健全的論證，有效率的參與公民的公共政策討論。你要往上讀，讀越多，磨練越多，才能推出像樣的論證。我不是說沒讀過書的鄉民就不能有自己的論證，你有言論自由，當然可以講，不過你講出來的東西，人家很快就可以把你打爆，而且你還不知道為什麼爆掉，在那暗自生氣。

很多人批判的廣設大學，在立意之初，其實對此有種熱切的想像：如果我們國家連開車送貨的司機、種西瓜的農夫、綁鋼筋的工人，都受過大學教育，知道怎麼發展知識，怎麼開拓自身的技能，那台灣的國力將能從現有的具體資源擴張到無形的腦力資源，國家發展的可能性將不可限量。雖然這個想像已隨著大學教育的崩潰而變成泡影，但不代表這種熱切的想像是不正確的：它仍然是一個應該追求的目標，只是或許不由大學教育進行。在資訊充裕的當代社會，你可以透過一切媒體來學習知識，當然，也包括了學術知識，以及社會互動中所必須的公民知識。這需要透過個人的努力，持續的努力，不是活得久，每天泡茶聊天就會自動生出來。

再次強調，沒讀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要求大埔人進學校讀書不太可能，我相信出現在新聞中的地方基層政治人物，都有一定年歲了，不太有時間與能力進學校玩真的。但保持學習的心態很重要。他們有幸碰到大埔事件，這種有大量公共論述的事件，就應該趁機學習，而不是關起門（也關起心門），說這是我家鄉的事，我最懂了，你們都不懂。

這不只是大埔一地的問題，罵陳為廷的那個小吃店老闆娘，批評洪仲丘人品的那些志願役軍士官，都有這種「我最懂」而拒絕學習的傾向。每當有人關上門，只推出很爛的論證，急著想要終結公共政策的論辯時，其實對自己是最不利的：討論仍在持續，而關門者遲早會被時代的巨輪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