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歲月（又譯「世越」）號郵輪的船難事件，引發了從南韓國內以至於台灣輿論對於「該不該服從」的爭論。這是個標準的倫理學爭議。
首議者認為，此船難之所造成如此嚴重的死傷，是因為多數乘客「服從」船員指示停留在原地不動，以至於船過度傾斜後無法逃生，終至殞命。部份評論者認為，是該好好檢討韓國的服從文化了。
反對方則認為，「服從」在這起事件中的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更應該注意並責怪的，是專業人員沒有恪遵職守，缺乏專業倫理。在多數大規模的災難場合中，人們應該更加服從與有秩序，以免傷亡擴大。但歲月號事件確實破壞了專業者與一般人原有的信任關係。
我認為這兩造的論述都各有其理，但也都同樣有問題。這兩者都是「行為倫理學」的觀點，認為我們可以探討單一行為的倫理價值，並以某種標準判斷要不要做。
這兩造都傾向「結果論」，他們以行動結果為主要判斷依據，只是「主張不服從方」以這次事件的結果來推論，「主張服從方」是以多次事件（各種災難場合）的結果來推論。
我想在這個議題上，可以先排除極端義務論的說法，即認為「服從一定是對的」或「服從一定是錯的」，稍微有腦的人都知道，單一行為手段非常難有固定的道德值，我們總是會看狀況，該服從時服從，該叛逃時叛逃。連殺人都可能是道德上正確的，所以不會有必定錯或必定對的手段。
而前述兩者的結果論呢？這兩者雖是以結果為判斷標準，但企圖從結果去製造某些通則，就會變成規則效益主義，自然會流入義務論缺乏彈性的問題。
我個人並不是行為倫理學的支持者。我的主張是，與其看單一道德情境，不如看更大的背景脈絡。我認為引發這事件的倫理背景是韓國的「學長學弟制」，這才是病源。怎麼說呢？
我們對於事件全貌的瞭解並不多，到現在為止，我們知道事發當時約近早上九點，船正經過航行難度很高的水道，在進行一次急轉後出狀況，朝一側偏傾。當時操船的是船上最資淺的航海士，她才剛加入船員行列不久。船長在事發一段時間後才進入控制艙，但船已經傾斜至60 度，無法控制，終至沉沒。
就事後的報導，包括很晚出現、率先逃跑、事後裝無知與不負責，我們可以充份看出這個船長的無能與品德拙劣。他是憑什麼當到船長的？因為混得久、年紀大？
有點社會經驗的人，更會察覺這存在「凹人」的行為：早上八點多，最菜的航海士，自己一個人駕船通過最難的水道，而其他航海士在睡覺，船長甚至直到船已嚴重傾斜才出現。他一定睡得很爽。
這怎麼看都是凹人與被凹的極致。當過兵的男生常會有這種體會，這就是學長學弟制的常見展現。不肖老兵就是會凹菜的，凹到你掛。
韓國就是全世界學長學弟制最重的國家。他們是全國學長學弟制，只要差一個學年，不論識或不識，就是長幼之分，晚輩必須從語言到行動全面敬重、服從長輩，長輩必須照管晚輩。這也形成一種對於老人極度尊崇的社會體系。
這種體系當然是病態的。尊敬老人，或是尊重年長於己者，當然要有某些前提，比如說他確實有一些值得尊敬的特質。如果一個老人除了年長之外，並沒有任何正面特質，過去也沒有具體貢獻，甚至有許多負面特質，根本是個「老而不死」，何有尊敬之必要？但學長學弟制會要求我們尊敬這些人，「因為他老」。
就是這個內在的思維體系，讓一個小菜菜排到早上的班，排到很難的水道，而其他專業者睡得超爽。他們一定不只爽那麼一天，依他們事後跑得快的輕浮態度，一定是爽很久了。
如果要檢討，這個以長迫幼的體系才是需要檢討的地方。但我相信韓國人要很久之後才會思考到這個部份，因為身在某種意識形態體系中的人，往往只會檢討到表象浮面（比如說檢討「服從」這種手段），而看不到核心的結構。
那對我們來說呢？我們台灣人能從中學到什麼？
我過去做台灣職棒放水案研究。經過五六年的田野調查，在成因分析上，我明確指出「學長學弟制」是職棒放水的主要背景推力之一，應予破除廢棄，以免抑制球員的獨立思考傾向。
但在基層宣導時，卻受到教練們的強烈反對與質疑，他們主張因人力不足，不可能廢除管理上的學長學弟制。而國家方面，也只會要求我們這些運動倫理研究者去基層演講，「教忠教孝」，以為這樣就可以改善球員的道德判斷能力，不會再放水。
台灣職棒都已經沉船幾次了？我們有警醒過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