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因為郭董的一句話，引發「浪費教育資源稅」的討論。其實要收什麼稅是政治技術問題，像二代健保的「補充保費」說穿了就是技術性收的稅，裝成不是稅而已。在政治技術上，你永遠可以發明一個理由去收某種稅，你要收「害太多員工自殺稅」也不是不能成理。
離開政治技術，在政治哲學上，的確有很多人處理高等教育的價值問題。他們會問：「教育到底是什麼？」或「高等教育到底是什麼？」是「社群對於其成員的一種投資」，還是「一種福利」？如果是一種投資，要看這種投資是否保證獲利，但一般契約投資多半都不保本，別說根本沒簽任何契約的教育投資。教育投資是政府開出名額，某人靠本事考取資格，靠本事讀完，通過國家標準拿到證書，其中都沒有任何合約載明將來的成果要求。講難聽一點，國科會計劃這種簽合約要錢的東西，都一堆教授做不出結果還是結案。本來學術研究就沒有必定成功或必定致用。如果高等教育是一種對社群成員福利，有本事的人就可以領這些福利，那花出去真的就實在是無法談什麼回報，就像大多數的社福都是丟錢出去不求盈利。那不會是「資本門」。所以本來就不求回報，現在突然要回報，在倫理上說不過去。
上面並不是成功和完整的政治哲學推論，只突顯出這個問題的千瘡百孔與千變萬化。這個問題還可以由法學、財稅學、政治哲學等更多角度來探討，但我覺得有興趣的是，這會涉及後設倫理學這個很冷癖的學門。
先來看看博士過多的問題。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博士了。如果我當初沒有主動放棄退出，現在搞不好都快拿到第二個博士學位。有些人開始質疑過多的博士是一種社會病態、錯誤、浪費。真的是這樣嗎？我們會說，我們國家有那麼多的小學生，所以是一種浪費嗎？不會，因為小學，國中都是基礎教育，是社會生活基本能力的養成。高中職是進階生活能力，但隨著十二年國教，看來也變成基本能力了。
到「大學生過多」，開始有人講浪費（浪費是個道德用詞，是種惡行）。搞不好比講「博士過多是浪費」的人還多。但大學生過多真的是浪費嗎？哪邊浪費了？「浪費教育資源」、「浪費時間」都是常聽見的說法，那如果不浪費的話，這些教育資源和時間會投入什麼地方？
當我們說出「浪費」這種判斷的時候，我們往往並沒有想到什麼狀況才是不浪費。也許少兩間大學，可以讓台大做更多事，但「更多事」或許是讓他們蓋更多更新的大樓，最後因為大樓太多，可能每五百建坪只有一個師生使用。這是「有效利用」還是另一種「浪費」？花一億買台儀器給台大教授研究腦結構，然後十年都實驗失敗，算不算「浪費」？花錢讓人研究已經無人使用的西夏文，是不是浪費？（最後一題真的在立法院出現過。）
後設倫理學中的「情緒論」在這裡佔盡上風。當我們認為某個行為（如這種投資）是錯的時候，很可能只是表達我們情緒的不滿而已，而不是真的有道德上的理性對錯。郭台銘可能只是單純看那博士生不爽而已。一個研究西夏文的博士生拼死在沙漠中考古（假設記者拿這個人去問郭），郭對此會有什麼評價？他可能什麼都講不出來，或是給兩句鼓勵，或一樣講浪費。但我猜他沒辦法講出什麼，因為他大概不會知道西夏文是什麼。不知道是什麼，要怎麼表達情緒？但他知道雞排是什麼，於是就有情緒。
情緒論在後設倫理學中並不是主流，而是飽受批判。原因在於大多數人在大多數狀況下，的確以情緒判斷道德對錯，但在關鍵時刻或進入某種道德爭議時，我們會脫離情緒作出理性判斷。所以情緒論在「描述人的道德判斷狀況」上只有部份正確，無法提供我們倫理建議。這一想即知，「因為他惹我生氣，所以他是錯的」此句如果恆真，那會是多可怕的事。
後設倫理學原本是要對道德語詞（善惡對錯）進行定義的學門，但後來都在爭執道德語詞「是否會有定義」。後設倫理學家致力貼近人類的道德判斷實況，但最後往往都困在自己的經驗範圍內，難以提出完備的理論。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不知道善惡「到底是什麼」，只知道大多數後設倫理學流派的理論都有問題，只能呈現部份的真相。
那到底博士生賣雞排是否要抽特別稅？這事件誰對誰錯？可談的太多，我只能說在規範倫理學的領域內，規範倫理學家可以找出一千種理由把郭台銘批判一頓。因為倫理學家多半是博士，也多半打算混不下去時，開個小攤販之類的。郭董的雞排論至少提醒我們，別讓倫理學家同時心情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