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不幸又再次發生空難事件。救難與善後處理，各有醫、警、消、軍等相關專業人士負責，而其他一般人民呢？除了哀悼與祈福，往往不免陷入究責的口水戰中。
其實究責也有專業人士（檢調與航管），不過因偏向研究論理，通常要一段時間，而百姓急著想要知道原因與責任的歸屬，不免參考片面的資訊就提出各種意見。
當然，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但某些意見有可能對相關人士造成傷害，並產生連帶的道德問題。以下就來談幾個因為新媒體發達所產生的現象。
第一，是否有必要傳播災難發生的片段與現場的悲慘狀況
因為電視與網路媒體的發達，還有個人3C設備的演進，災難現場的實況可能在未經充份過濾的狀況下快速傳播。在這次空難中，就出現呼籲不要轉傳相關影片的意見，理由是可能造成群眾恐慌。也有人反對現場直播救災，以免罹難者的身影在未有遮蓋的狀況下直接播出。
由網路和個人所架構出的新媒體，的確可以快速傳播新聞現場實景，但因為來得太即時，接收者對於資訊可能猝不及防，產生不佳的觀感，也讓新聞當事人的家屬與親友感到不快。但也有人主張資訊提供者不應主觀過濾任何消息，以免錯失重要資訊。
就倫理學上來看，如果要討論「是否應該要過濾或傳播」，必須先確定「能夠過濾與禁止傳播嗎？」就技術面，要以政府端或高端的角度來進行這種資訊控管，在台灣是不可能的，也會有言論自由的問題。但由個人的角度來說，或許有可能發揮一些效果。
但要由個人層面來控管，重點在於配合的意願。當百姓都對災難場景有興趣時，你很難避免這類資訊快速傳播，我們可能只能建議不想看的人關掉電視或網路，但這是有點鴕鳥的作法。
比較理想的態度是，我們還是保持常態接收資訊的方式，記住你覺得不妥的資訊片段與傳播方法，並參與對這些不佳方式的公開批判。透過批判與討論的過程，社會大眾就有可能匯聚共識，並建構出一套能夠因應將來災難的資訊處理價值觀。
像這次空難中，傳統新聞台在處理畫面上，與過去相比已有所改進，包括立刻打馬賽克、取景角度降低對救災的影響等等。這都是因為之前的批判過程而在倫理層面產生的改善。當然，這種改善是永遠不夠，也該永遠持續下去。
第二，是否要即時追究現場救難指揮之責任
因為救難必然需要涉及國家機器的力量，因此難免會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滲入口水戰中。正如本次救難過程中某氣象主播的爭議言論，特定統派媒體對於柯市府官員以通訊軟體救災的批判等等，都引起對造的不滿。
但對於救難指揮之究責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希望能立即修正現場救難的錯誤，另一方面，則是要對將來的救難過程有知能面上的幫助，希望能越做越好。
不過這顯然是兩種不同的「目的」，也就需要兩種不同的「手段」，究責的方法要不同。對於現場即時性的救災錯誤指責，是有必要以最快速的方式傳遞，但應該是傳播到政府單位，而不是大眾。
如果大眾有專業知能可協助，或是有嚴重的錯誤要馬上改正，當然應該表達，而媒體的責任也在將此意見傳達給政府。不過，若是具知能者提供對政府的建議給媒體，媒體卻將此優先傳播回大眾，以突顯政府的失職，一方面只會讓政府越來越忙（忙著解釋），另一方面也難免讓人懷疑其「目的」是否正當。
如果是對於修改之後救難原則的建議，那也不用急於一時，在事件告之段落後，再整體性的提出意見，或會更有幫助。
因此，不論是媒體或個人，不論是統媒或獨媒，在傳播現場資訊之餘，是否有必要特別於此時提出「評論」，其實是有待當事人自我深思的議題。不要本來是政府有錯，鬧到最後變成是你自己有錯。
第三，是否應該在此時提及其他事務
小規模災難發生的同時，絕大多數人仍過著正常的生活，並執行其社會角色。但災難的特性，讓許多社會行動會顯得相對較有道德爭議，例如選舉。台中的立委候選人蕭家淇就因為在臉書上一邊哀悼一邊競選，因而引發爭議。
他可以不公開哀悼，低調繼續選，也可以因哀悼或協助救難而停止競選，但一邊哀悼一邊選，多數人都會覺得這類行為有點白目或不妥。但其實這不是什麼道德上的大惡，只是我們認為這兩種情緒難以結合在一個行為過程中。
我們還是應該過著日常的生活。若是因小規模災難而造成社會大規模的停頓，那反而變成大災難了。
但在過日常生活的同時，除了花時間關切新聞，也該認知到我們的生活已經永遠因為這次的事件而改變，你必須對此做出回應（低調、哀悼），並修正之後的生命規劃（思考將來對於飛行安全的考量）。
因此，當發生災難時，我對一般人在行動與言論上的倫理建議是：保持關注以蒐集資訊，提供實質幫助，減少不必要的談論，並維持正常的生活模式。
災難是社會的特殊或失常的狀況，是對社群「共同善」的挑戰。不只是政府，每個公民都應該貢獻己力，若無從幫忙之處，則該儘快調整步調，回歸原有的生活運作模式，以減緩災難對社群的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