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車問題」這個倫理學的思想實驗又再次引起討論。這個問題在哲學界已經流傳甚久，但真正炒紅，是因為桑德爾（M. Sandel）把電車問題放在他正義課程的第一節課中，當做破題。
電車問題的最常見形態如下：你在一台煞車壞掉、疾駛的電車上，電車的前方有五名工人在隧道A內施工，如果電車直行，這五人將逃無可逃，必死無疑。但在火車進入隧道前，還有一個轉向的機會，可以走另一條隧道B，但這隧道內也有一人在施工，如果你轉向，他將因此犧牲。那到底是要轉或不轉？
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形式，但不脫以下的原則，就是原路徑上的人多，另一個選擇的犧牲相對為少。只要保持這種原則，這些問題就都是同一個問題。如果真碰到這種狀況，我們該怎麼做？
被稱為效益主義的流派認為，我們應該轉向，死的人少一點，這樣可以追求「對最大多數人來說的最大效益」。這引號內的話是效益主義的基本原則。
但效益主義也被質疑總是在選擇犧牲者，他們應該說明憑什麼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可以犧牲無辜的少數人。此外，他們把所有人的價值都轉變成同一個向度的數字來加減計算，也太過簡化人際關係之間的多元與多樣性。
被稱為義務論的流派講求「責任」，電車一開始的失控不是我行為造成的，所以電車撞上那些人，我沒有責任，但如果我將電車轉向而撞死另一個人，這是我主動造成的行為，那麼我就有殺人的責任了。
義務論的想法也會受到批評，論者多認為他們常忽略結果的重要性，只看重自身的道德手段，為了個人成聖，不惜搞到地球毀滅。這也不太對。
那到底應該怎麼做呢？看起來是無解的，因此網路上有一些意見認為這個問題設計有誤。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多數思考這個電車問題的朋友，是在「價值真空」的環境下進行討論，沒有考量到這個思想實驗是在什麼樣的背景環境下被提出的。
大家知道桑德爾講電車問題，他是什麼流派的呢？
這類問題的來源，是菲力帕夫特（P. Foot），她又是什麼流派的呢？
同樣的批判方法，又可以上溯到伯納德威廉斯（B. Williams）的槍決原住民問題，他又傾向於哪一派呢？
（槍決原住民問題：有二十個個反抗白人政府暴政的原住民人革命失敗，要被軍方槍決示眾。你有機會親手殺一個救十九個，或是選擇坐視不管，讓二十個人都被槍決。）
他們都是「行為者倫理學」這一流派的學者，他們反對效益主義與義務論這些「行為倫理學」。因此這一系列的兩難問題，用意就是要證明「把行為和人分離開來，單獨討論行為對錯，一定會失敗。」
這些類似的思想實驗都是一種批判，也是一種陷阱。他們準確打中了「行為倫理學」只看行為不看人格特質的問題，但同時也小黑心，透過思想實驗的控制條件的特性，故意把問題發展的可能性鎖死，讓行為倫理學逃無可逃。
桑德爾為何要在課程一開始安排這個故事？如果你有把他整個課程都看完，就會知道他強烈批判康德義務論與效益主義的立場。他是透過這個思想實驗，一開始就對這兩派的支持者來個下馬威。
那行為者倫理學又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試著代這些大師回答。他們或許會主張我們都想錯方向。如果我們直接跳入這個問題中，當然會慌慌張張，不知該如何自處。但在現實環境中，我們出現在電車上，一定有某種背景脈絡。我們是付費乘客、是司機、或是在車上執勤的警察，這些身份的不同，代表我們對這個狀況的知識基礎不同，我們做出的判斷，其道德價值意義也會不同。
能告訴我們該做啥、如何做的，是我們當時的身份，我們的個人生命經驗，以及我們所屬的社群傳統。只有這三者交融之後，我們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如果硬要依行為者倫理學（又稱德行論）回應一開始的問題，那麼我會假設當事人是最常見的「普通的成年付費乘客」，而主張：「不管轉或不轉，都是對的，因為這個狀況是突然闖進當事人的人生之中，超乎他的知識與能力，加上事態緊急，無法做睿智的判斷，因此他不需要為行為手段與結果負太多責任。是讓煞車壞掉的人要負較大的責任。」
最後提醒一點，控制許多條件的「思想實驗」，雖然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一些道德原則，但有時候太過中性或客觀的條件設計，會阻礙我們做出真正的道德判斷。電車問題可以指出行為倫理學的缺陷，但不代表在現實狀況中，行為倫理學一定無法處理類似的問題。他們可能會用一些補充條款或但書來解決。
德行論者只是想強迫他們承認，個人與環境背景真的很重要，事情無法用簡化的原理來解決。我用簡化的問題，就可以突顯你簡化的荒謬。
「思想實驗」是很好的中性工具，但中性的工具可能被搭配特定目的，所以別只看到實驗本身的純潔，而忽略了背後倫理學流派大戰的脈絡。脈絡才是決定價值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