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開始對外在語言與儀式性特徵的描述，進到對兩造論證的批判，接著指出這兩者的宗教形式，最後才會談到我個人對廢死問題的實際主張。
我認為死刑的議題需要哲學、倫理學、法學、心理學，甚或一切相關學科的討論，但要根本解決死刑存廢問題，要靠政治（不是政治學。雖然也需要政治學方面的討論）。
對台灣來說，死刑存廢是個政治問題，包涵島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層面，但兩者其實是一體。島內廢死派與反廢死派，基於其自身理論的匱乏與混亂、淺薄，無法在公共領域提出足以解決問題的論證，因此必須透過政治溝通與談判來相互讓步，以達成具體共識，這共識指能一致執行某種修法流程，並進行相關政策調整。
「台灣政治圈」在死刑存廢議題上早已進入協商流程，各方（不只兩方）都在發言與讓步，你會看到死刑要執行又不執行、要修法又不修法，一切處於某種中介、游離的狀態中。各方都在等待對方的讓步，也都暗自設想自己能讓步什麼。但缺少明顯的改變，只是微幅震蕩。
廢死派可能會犧牲一些宗教意味較強的廢死相關配套，比如說容許「繼續判決死刑，但在技術上不執行」，或是接受「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但監禁條件可能不佳」，這兩點都是某些廢死派不同意，但其他廢死派並不堅持，甚至強烈主張的具體作法。
相對來說，反廢死派也可能退讓，他們企求的如果是「死刑犯不再回到台灣社會」，那麼說不定「流放」等古典作法，也會是他們在「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等（不盡讓反廢死派滿意）現有作法之外能夠接受的。包括離島監禁等等。
目前的問題在於，如果要進行有效率政治協商，必須要有明確的協商主體（如政黨或社團），但台灣不存在一個可與之對話談判的反廢死派主體。相對來說，主要政黨與現有主要社團多半都是廢死派（他們的問題也在於推不出單一或少數的溝通主體，造成人多嘴雜）。這使得雙方的溝通亂七八糟，沒有實質進展，有時候執政黨（不論是國民兩黨的哪一黨）還必須錯位代表發言（黨傾向主張廢死，但需站在反廢死立場與其他廢死派溝通，這種溝通不會有效果，因為代表性不足）。如果國內狀況如此，要對國外溝通就更加的困難，因為國外的廢死派是有溝通主體的。
因此，我認為解決廢死爭議的關鍵，是確立明確的反廢死主體。為了廢除死刑，廢死派甚至應該鼓勵並協助反廢死派形成這樣的主體，才能讓死刑問題有實質進展。拳頭要打在真正的對手身上。
現在的反廢死派就像是一種沒有本山、沒有領袖、沒有教義、沒有系統結構的宗教，一如台灣的民間宗教，不可能制壓或消滅它，也無法說服或改造它，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而是一種想像的集合，想像的實體，「想像的共同體」。你要讓他具型化，才能在同一個平面與之互動。
總結說來，死刑存廢是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要透過談判解決（不論雙方是否有意願，都必須，也已經進入談判），而談判需要有明確的對象，因此建構出具體的反廢死派社團（可能也包括具體的廢死派社團）會是解決問題的第一要務。
至於我當前的立場，則是認為在雙方談判沒有具體進展的狀況下，應該繼續判決死刑，並向後推遲沒有急迫性的死刑執行。這種狀態的持續，可以刺激雙方不斷回到談判場上。
以上就是我現階段對於死刑廢除與否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