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4日 星期四

約伯


我最後一次碰到林端老師,應該是我碩士學位論文的口試,那也是2002年的事了。他是口試委員,也是當天的主持人。他很認真的提了很多問題,也有點疑惑於其他兩位委員不太提問:一位是我指導教授,他本來就不喜歡講太多,另一位老師是紅人,要趕場,沒太多時間。所以林端老師只好不斷的提問。

他是我挑選的口試委員,另一位是指導教授選的。在口試中,我的指導教授還一度疑惑的看著我,表情像是在說:「你幹嘛給自己找這種麻煩?」

但那些問題想必不是什麼創傷力強大的重炮,因為我已經忘光了。我只記得林端老師的開場白是:「我覺得你的主題很有趣……。」

我挑選他當口委,其實是出自於某種感覺:「這個人很有意思」。在某種研究的調性上,態度上,我覺得這個人是個學習目標。他把研究往有趣的地方推展。

我在碩士班修課時,有去一旁的宗教所修課,還修了好幾門,其中之一就是他開的宗教社會學。那課程的內容我也不復記憶,但鐵定對我有點影響,不然我之後以社會學專長考進某間博士班,大概就是某種神蹟了,因為我只修過這一門社會學課。(大學部時的通識不算的話)(那也不應該算,因為沒啥去。)我還擁有超多知識社會學書籍,我想我當年應該不是吃飽閒著去買來看的吧,應該也是受到某人的影響。

對「宗教社會學」這個課程,我僅存的記憶,是討論時的一個小片段,主題是聖經》〈約伯傳(又譯約伯記)。我記得林老師轉頭問他右手旁的鄧元尉學長(當時還是哲學所博士生,也是宗教所碩士生),「你不覺得約伯記的結局寫得不好嘛?」

我記得鄧學長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他想了一下,回答:「嗯……可能吧」(或這類偏正面但不太肯定的答案)。林老師很高興的說:「對吧!對吧!我也覺得是這樣,結局有點讓人失望,如果沒有那個結局整個故事會更好。」

我當時對於約伯傳沒什麼概念。我知道是個好人被整得很慘的故事,但就只有這樣。為什麼在十八週的課程中,我卻只記得這個片段呢?我不知道理由,但上完課之後幾年,我就只剩下這一片段的記憶了,這也促成我在課後的八、九年,真正重啟約伯傳〉的研讀。我的「研讀」當然不是讀經愛好團契那種讀經,而是神學研究的那種研讀。在這個過程中我對〈約伯傳〉有了全新的理解(當然可能還比不上專業的舊約神學家),我終於知道這篇文字在時間軸中是怎麼形成的,之後對這篇文字的詮釋又經過什麼樣的轉變。一個標準的聖經詮釋學故事在我眼前慢慢展開,冗長、沉重,但十分誘人,可以看到許多神學家的疑惑與掙扎,最後在快速清場之下,大家逃離這個故事,進入下一章。

為了收斂這個閱讀經歷,我也試著寫一篇文章,但至今未發表。主因是文章資料段寫完之後,我發現它夠大、夠厚,卻沒有一個落下的「問題點」。可以問的當然很多,不過我找不到「有趣的問題」。我退到原點,用力回想當初上課的其他片段,但是已完全想不起任何線索。那堂課為什麼會談到這個主題?林端老師的問題有什麼意義?他為何認為故事的結尾不佳?只是因為結語部份的神學層次太低嗎?還是結語沒有真正回應故事中的謎呢?

因為林端老師的驟然過世,這些問題大概不會有解了。

當然,我知道熟悉聖經的朋友或許會告訴我,約伯傳〉本身,就是解答。




2013年1月17日 星期四

絕種生物




我的研究專長之一是流行文化,不過我很少寫文章,只是開課而已。在這篇,我要談一個剛剛洗澡時突然閃現的想法:我認為像G-Dragon這種全能型創作歌手會在十年內的韓國或韓流市場消失,或是市佔率低到無法成為市場要角。其他一些成熟的亞洲流行文化市場(日本或之後的中國大陸)也會有相同的現象。

全能創作歌手是一個理想,也是一種賣點:就像手作坊的產品和工業生產線的產品之間的差別。不過當這類型歌手必須進入高度競爭市場(韓國是,台灣不是)來與其他產品一決勝負時,他們的生產負荷將會相對較高,這會使得他們在連續與長期的競爭過程中慢慢退出市場,主因是其難以有微型規模經濟的效果。

周杰倫可以,因為台灣沒有競爭。但G-Dragon要自己寫歌、編曲、設計造形、排舞,設定專輯概念,甚至MV(PV)都要構思,這種負荷太高了。他的創意是一個賣點,可是手工坊一定無法追上工業生產線的效率,他只有一個腦,而競爭對手可能是五到十個擁有不同專長的腦在思考。不妨把他的生產速度與勇敢兄弟或新寺洞老虎比較,後兩者的生產項目單一化,讓他們擁有極高的市佔率與影響力。

傳統抱一把吉他的歌手被排除出市場,傳統的搖滾團被排除出市場,傳統的Hip-Hop歌手被排除出市場,都代表這種全能型(這三類過去都是全能型)的歌手,比不上抱著一把吉他的偶像,比不上唱搖滾的偶像男團,也比不上走偶像路線的Hip-Hop團。實力再強,沒有市佔,就無法存活太久。

我認為就算是挖掘出全能派的新秀,也會被迫像IU一樣,放棄某些專長,全力發展少數特質。過去市場上確實有過全能天才主導的時代,徐太志應該是韓國近代的第一個,不知道YG本人在他身邊有沒有預先看出這一點:由全能天才居主流並主導一切,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困難與阻礙。市場頂多容許一兩位全能者存在。或許G-Dragon的耀眼,正代表他是最後剩下的那一個。

2013年1月15日 星期二

捷運左派




關於電扶梯,台北捷運現在推廣的是「緊握扶手,站穩踏階」。這是因為之前有人跨年在電扶梯上跌倒,頭皮被掀了,所以捷運公司就宣導在電扶梯上用站的,不要用走的。他們也同步調慢了電扶梯的速度。

在過去,捷運宣導「右站左行」。透過近十年(到頭皮事件)的養成,這已成為一種習慣,在宣導「緊握扶手,站穩踏階」後仍改不掉的習慣。

這之間的落差成為許多「捷運阿宅」與一般捷運日常使用者的爭點。「捷運宅」通常富有捷運相關的知識,他們認為「科學上」來講、「制度上」來講(這兩點他們記最熟)應該力行電扶梯站立規定,他們有些人會因此刻意站在電扶梯左側不動,招來後人白眼後,再集體於討論區相互取暖:對此世道憤憤不平之餘,也自我感覺良好。

而日常捷運使用者也好不到哪去,碰見有人擋在左側,也會借機嘲諷(或是心中俳句):「是南部人呦?」「不會搭就不要搭」「死阿六仔嗎?」但對方其實可能是鮮少搭捷運的貴族或天龍人。

這之間存在的不全是倫理學爭議,而是種社群文化對抗,從法律、禮儀,一直到倫理與價值根源的對抗。

法律不是我的專長,所以不論,但法律可沒禁止人在電扶梯上走,也沒規定在電扶梯上一定要用站的;不過「禁止吃東西」,和廣播要有國、台、客語,卻有法律規定(很多人會質疑為啥要有台、客語,不改用日韓文以利觀光,這其實有相關法規明文規定,不是想怎樣就可以怎樣。)

禮儀是個有趣的主題。禮儀在西方通常不被放在倫理學討論,但在中國文化圈內,因為我們的德行包括了「禮」,所以還是該討論一下。禮儀在現代社會的主要作用是可潤滑我們的生活磨擦,常說「請、謝謝、對不起」,可以讓你活的比較爽一點,當然完全不講,也不會怎樣,只是有可能被打,是個「白目」但不至於是「壞人」。捷運靠右站已經成為一種禮貌,就算很不科學(可能造成電扶梯右側過度磨損),但它確實是種可潤滑彼此關係的互動模式,你不用開口就能和他人形成一套默契均衡。

有人會主張,不科學的禮儀就該廢除。確實很多不科學、不經濟的禮儀被廢除,比如說燒金紙造成的空污問題讓許多寺廟金紙爐「廢爐」,我們也不再舉行一些浪費的古禮。但「電梯壞掉」的維修成本、「容易摔倒」的醫療成本和左側通行帶來的效益到底何者比較大,我認為還需要更「科學」的討論。這是能設計出一套實驗或科學觀察方式的主題。至少比起「韓國式跪拜大禮之效益與跪拜時吃土所帶來的醫療成本」要容易進行科學研究。

就倫理學來看,特別是以德行論的角度,「右站左行」這種習慣是不是已從一種「德行」轉變成為「惡行」?

一個習慣之所被視為德行,是因為它能幫助我們實現各種人生目的,惡行則會阻礙我們獲得這些人生目的。不同流派的德行論者,其差別之一就在於德行所實現的目的是哪一類。如果「人生目的」是錢或具體好處,那麼就會是類似於富蘭克林(據說曾打雷放風箏的那個)的新英格蘭德行論者,這些人影響了當代的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

如果其「人生目的」是親情、愛情、友情、榮耀、成就感等內在善或內在價值者,則是較受天主教影響的德行論,這些人多半傾向社群主義,認為錢買不到的東西才是社群運作的關鍵。

東方的德行論認為人生目標是「世界大同」或「天人合一」,其德行的種類與具體內容與前兩者有明顯不同。比如說東方古代沒有「正義」(所以要用「正」和「義」兩個德行去夾擠其意義)這個德行,西方則沒有「孝」德。

那「右站左行」呢?這個行為習慣是要讓我們實現什麼樣的人生目的?移動快速?讓想快的人快,想慢的人慢?還是能體現出一種捷運族秩序性所帶來的榮耀感或安適感?如何找到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

高雄捷運並沒有宣導右站左行(或是沒有長時期宣傳,我忘了),所以他們平常都是隨意站立(或通行的)。但隨著台北返鄉的高雄人一多,高雄捷運也會出現右站左行的狀況。特別是春節假期。而台北的百貨公司電扶梯,也常可看到右側站滿了人,左側是空的(雖然沒人走行左側)。這代表什麼?這或許代表此類行為可以幫助他們實現某些人生目的,不只是種習慣。(有些習慣在無法幫助你實現目的後就會立刻消失,比如說當兵的規律作息,退伍一週後就全部消失。)

在百貨公司沒有左側通行的需求,為什麼還是會讓出來?很多人會認為這是反射動作,並不是要完成特殊目的,看到電扶梯就習慣右手去握扶手,當然會往右站。但這也可能是基於一種恐懼:害怕與他人不同,害怕威脅。為何會害怕?單純生理反應嗎?

我們換個場景 。在日本有明確的左站或右站的習慣(關東關西剛好相反),把捷運阿宅放到日本,那阿宅還會堅持他的科學論嗎?就科學角度來講,台灣的電扶梯與日本的電扶梯在結構上應該沒啥不同,日本人在電扶梯摔倒的機率,和台灣相比應該也不會有差(可能更高,因為他們的電扶梯速度更快),所以他們到了日本,也會堅持站在通行側,教育日本人安全通行的理念?

我想多數捷運宅不會如此,這樣做說不定會被日本人打。不是科學(或捷運知識)至上嗎?真正「至上」的是什麼,我想答案很清楚:社群至上。我們都害怕其他人的眼光,害怕自己在群體中沒有支持者。我推測,如果沒有捷運阿宅社群(讓阿宅能彼此取暖),捷運阿宅根本不會在台北捷運站左邊,真這樣做的人,或許不是捷運阿宅,可能是有精神疾病(當然,精神疾病可以是科學判斷,也可能是由社群定義)。不要只是說「有規定有規定」,有規定的事一堆,為什麼阿宅只選擇這規定來「執行正法」?

我們的各種「人生目的」都指向「在社群中生存」,而且要生存得「好」,所以會追求社群所支持的一系列生活目標。德行就是能支持我們追求這些個別目標或總體人生目的之良好習慣。如果做為一個台北人、捷運使用者,自認屬於這個社群,那麼「右立左行」自然是一個輔助追求目的之德行,但不是中樞德行。不這樣做不會讓你的人生毀滅,只會不太快樂,無法追逐某些目標(比如說站在右邊冷眼看你的正妹)。

阿宅的問題在於把環境因素孤立起來,企圖從客觀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他們建立一種真空的環境(沒有任何文化背景,只有物理和化學現象),然後探討這種行為的合理性。但人類行為的對錯本來就不應被放在真空下觀察,因為不可能有人類行為是在真空中發生:在台灣的捷運、台灣的百貨公司、日本的地鐵、紐約的地鐵、北京的地鐵……場景的不同會影響到具體行為對錯的判斷。就算是道德絕對主義者(認為有單一標準可供全世界人一起參照利用),也會認同道德判斷必須考量到時空環境與人文背景,排除這些,我們就失去了彈性,也無法獲得那些我們想透過道德行為來把握的價值。

當然,如果自認屬於特定的捷運阿宅社群(我要強調的是,不是所有的捷運阿宅都反右站左行,只有一部份),這個社群當然可以反對「右站左行」並認為這是一種惡行。你認為這是個惡行,你就可以在這些社群中活得很快樂。這樣做,可以讓你追求一些社群內的目標(比如說和同好討論的快感),但這樣做,能夠完成你整體的人生目的嗎?

我把比值調整更加不均一些:是「一夫當關站在左側擋住千軍的科學人轉頭看見後面肚爛眼神的教育大眾快感」,還是「站在右側和轉頭後看的正妹女友深情相望的滿足感」比較具吸引力?

更直接一點,你女友叫你滾回右邊,不要擋在左邊,很丟臉時,你考慮的是你女友還是科學(或捷運知識)?

當然,我沒有說誰的觀點一定是最後勝出的真理。我知道一定很多人會堅持阿宅之路而非正妹之路,或是能說服正妹站在左邊。那就繼續當捷運左派唄~



注意22K




有人指責我沒有認真回應22K議題,只是一直拿來嘲諷。有鑑於此,我特發此一篇,稍微認真一點看這個問題。

很少人知道,在22k方案推出之時,也有44k方案,是給博士的。就是在各政府或教育機關中安插一些博士當打工仔,月領44k。名稱好像是「博士後」。那時我也在當博士後,所以別人問我在幹嘛時,都會強調我是領55K的正統「國科會補助」(最近這詞有點敏感)博士後,以突顯個人的尊爵不凡。

這些44K的博士不知道後來去哪邊。會去作這種44K的,我推測是找不到兼課工作的博士。那個時候都找不到,現在看來更難了。希望他們轉行能成功,這樣以後失業海嘯沖到我的時候,小弟才有轉職的機會。

回到22K。我以前台大哲學系畢業剛出社會時,做的是政治公關的工作,談薪水毫不客氣從三萬二喊起:實領更多,這是因為我有個夠罩的長官。那時還沒當兵咧,嚴格來說只是個有研究所學籍(但不太上課)的打工仔。

現在台大哲學系,啥輔系、雙修、證照都沒有的光屁股大學部畢業生,要喊到兩萬八,我想不太容易。在資訊不對稱的狀況下,或許不少人更是直逼22K的水準。我想台大(文學院)生都很難避免這種結構性問題,但就算真領這個錢,他們也不敢講,加上各公司報勞保都低報本薪,所以表面上看不出來實況,黑數可能很大。

而以前的整體概況呢?我算是個特例不談,其他人嘛……我大學畢業之後,就和同學學長學弟學姊學妹幾無聯絡,不知這些人發展如何。有時候我會google一下還記得的人名,但他們的「網路可及性」通常很低,所以查了半天只留下滿頭問號。希望他們在不需網路曝光的地方發展得不錯。

關於22K政策的爭點是在於,在經濟不景氣的那個時點(2008?),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政治決定。我想這是經濟學問題,應該很多經濟學家可以提出正確或切中的分析。如果要由倫理學角度對此發問,我想問題大概是:「政府以相對市場價格較低的薪資水準,提供失業者工作機會,是否在道德上是正確的?」

「自以為經濟學者」(不是真的經濟學者,我這詞指的是制定政策的那些政務官和僚屬。他們的經濟學概念通常只有通識課的程度,還不到全年課的水準)通常帶有一種價值觀:「依據人類的行動原理而為,是正確的。」比如價格高時就不買,這是正常大腦會做的決定,也是「道德上」「對」的決定。理性的「對」就是道德上的「對」。這有很強的義務論色彩,或是「規約效益主義」(這是種目的論)。長遠來看,他們認為這種作法之所以「對」,是因為可以提升個人與整體社會的最大效益。多麼偉大的政治理念。

這之中當然有跳躍的地方。要從實然(理性事實)跨越到應然(道德正確),需要某些隱藏的價值觀支持。這些隱藏的部份是什麼呢?就是「合於理性的是道德上對的。」(有點像重覆前提的廢話,但與前提略有不同)那什麼是合於理性的呢?誰的理性?

那個「理性」是優勢階層(或你要稱資產階級、統治階級、貴族、天龍人、神族都可以)的理性。統治階層的腦想的,當然是統治者的理性。

22K政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弱勢的青年就業者並沒有真正受惠,反而使整體薪資水準,特別是年輕人的薪資水準下降。也就是說,22K政策讓薪資的支付者(當然是有錢人才能付薪水)看懂了一件事:「我們可以提供更低的薪資給年輕人。」

我相信經濟學上的分析應該會指出台灣政府這次介入市場的實質影響應該不大(就像消費券一樣),但是「明示」效果很大(但消費券的明示效果很差)。能看得懂這種明示的,當然是優勢階層。他們有知識,有金錢,更有「理性」。所以他們快速的發展出系統性、結構性的具體反應(就是大規模壓低薪資)。相對來說,看不懂的弱勢者、賤民階級(=年輕人)就來不及做出反應,一直到最近幾個月,大勢已經明顯不妙時,才看「懂」。

政府決策官員認為自己大發佛心,想出來的濟民(其實只是想讓失業率好看一咪咪的)政策,像是一把鑰匙,開啟了同樣的(統治階級=優勢階層)心靈,讓「他們」突然「懂了」。這是經濟學家的那種理性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或部份是但部份不是。他們本來可以請經濟學家釐清這種問題的,但他們沒這樣做。或是請到大腦結構和「他們」類似的經濟學家。

我有些當時在作政務官的朋友。我記得他們在言談間提到這個政策的執行過程,似乎是中央在院會決定提供一定的就業數,就叫各部會出預算,補助其主管各類事業單位,去提供大學畢業生就業機會。計算標準就是一個工作補兩萬二,能提供多少,各部會自己去除。有部會要員曾對我說過,他們也不知道要補助誰,只好亂補一通。這政策的執行根本是隨隨便便,拿經濟學第一、二課的概念,以像去超市買菜一樣的策略來操作總體經濟政策。

因此,對於「政府以相對市場價格較低的薪資水準,提供失業者工作機會,是否在道德上是正確的?」的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的:這個問題沒有通用的答案,但若專指台灣推行的22K政策,其立意或許良善(應是發自善心,至少是讓數據好看的低等善心),但並未真正進入社會科學的審定流程仔細評估過,為了某些短時間、淺顯的效果,卻造成了系統性、長期的問題,獲利者少,卻傷害到許多人,甚至包括統治階級自身。這當然是錯的,錯在於他們並沒有真正的以「可以做到的標準政策處理流程」來行動,而是以「他們以為應該可行的流程」來行動。他們可以做得更好,卻沒這樣做,這就是他們之所以「錯」的地方。

騎車開車的人碰到事故,通常會很肚爛法官在裁判時提到「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而要他擔負一定責任。這就是了。


2013年1月14日 星期一

全德的歐巴桑



我今天在市場買菜時突然想起一個倫理學論爭。

傳統上,德行論者認為規約論者(包括義務論與某些目的論,如效益主義)過度重視單一或特定行為情境下的道德判斷,沒能以整體角度來觀察人,因此其所作出的道德裁決很可能偏離實情,或是過於獨斷。比如說看某人讓座給老弱,就說這個人是「對的」,或是「好人」。德行論者認為應該看讓座者是否有讓座的習慣(德行某種角度上可解釋為良好的習慣),如果有,才算是好人,幾十年才讓那一次的就不算好人。

但德行論者之間也有一些意見分歧。有些德行論者認為,一個好人(品格良好的人)或有德者,其所做出的通常會是好事,若能在車上讓座,那他也會工作認真,待人和善,當然更會孝順父母,即所謂具「一德」,則通「全德」。因此透過不斷做好事的習慣以養成良好品格,是道德的主要目標。這種理論的問題在於要「全方位」的表現良好,因此真正可稱為「品格良好者」很少,如果有,那鐵定是聖人,但「聖人」通常只是個努力目標,找不到實例。

有些德行論者則認為,個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有德行的,但在其他方面卻是道德的失敗者。比如說在家很孝順,在職場上卻不夠忠誠(這是假設「忠」、「孝」之間可以衝突)。這種說法貼近實情,但對於應該怎麼樣成為一個品格良好的人,則缺乏具體的論述。我可能養成很多好習慣,但在其他方面是道德失敗者,那我的品格到底是好還是壞?

回到市場。我固定會在市場中的某家豬肉攤買肉,那天買了一塊豬松阪(一種頸邊肉就對了),肉上還附了一堆油沒切,老板就拿去秤了,老實說我不太痛快,因為油一定比肉便宜,連著秤(他是以純肉價格算的),我就虧了。雖然我沒開口,老板知我有點不爽,連忙抓了些皮再送我,價格也再砍一點,我想就算了。反正我整他的方式很多:比如說要他把我買的肉切得超薄。

有意思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有個歐巴桑騎機車出現,直插入我和攤位的中間。她應該也是老客人,順手抓了攤上的一塊豬油說:「送我。」轉身就要離開。老板連忙出聲:「這要賣的耶!」然後偷看我一眼(算有良知)。

歐巴桑罵說:「這還要錢喔!」老板娘在旁火大出聲:「那個賣(一斤)70!」歐巴桑一臉不屑,但手還抓著那油:「什麼70,送我啦!」老板主要在攤位中扮白臉:「30啦,算你30啦!不然你買這塊排骨,我就送你半塊油啦!」歐巴桑說:「我幹嘛要花錢。油送我!」還是一臉不屑。

我沒有看下去就先走了,所以不知最後結局如何。就算是菜市場老手來看,這個歐巴桑的行為,也十足是個王八蛋:以倫理學專業術語來說,義務論者會說她違反了某些道德義務,這行為是錯的;效益主義者會說她造成整體效益的損失,這行為是錯的(利己主義者會說她是對的,但真正的利己主義者很少)。德行論者會怎麼看呢?

依這個歐巴桑的購物態度,此舉顯然不是一次兩次,而是習慣,可以稱做「惡行」(德行的相反,指壞的習慣)。但她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道德上的成功者:「勤儉持家的好太太」、「照顧子女的好媽媽」、「慈祥的阿媽」、「孝順的兒媳」、「熱心的鄰居」,整個家庭圍繞著她,其樂融融。但她在市場是個敗類。

我相信這種歐巴桑一定很多,因為她們為惡的空間與為善的空間是切離的,所以可以在惡行與德行之間自然來回,不會有矛盾與衝突。甚至惡行的本身就是為了要成就德行:沒有她在市場搶劫,家裡的開銷就壓不下來,無法其樂融融。

我們要如何判斷一個人的品格?如果只從生活單一面向著手是不夠的,那要怎麼觀察其他面向?觀察他所有的生活場域?有觀察家做得到嗎?那隱藏於人前不可見的隱私部份,又要如何納入判斷?又回到一德全德理論的困境中嗎

我雖是德行論者,但我仍然認為德行論在這個層面上,理論上的幻想大於實際的執行可能性。




2013年1月11日 星期五

關於死刑(四)



我從一開始對外在語言與儀式性特徵的描述,進到對兩造論證的批判,接著指出這兩者的宗教形式,最後才會談到我個人對廢死問題的實際主張。

我認為死刑的議題需要哲學、倫理學、法學、心理學,甚或一切相關學科的討論,但要根本解決死刑存廢問題,要靠政治(不是政治學。雖然也需要政治學方面的討論)。

對台灣來說,死刑存廢是個政治問題,包涵島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層面,但兩者其實是一體。島內廢死派與反廢死派,基於其自身理論的匱乏與混亂、淺薄,無法在公共領域提出足以解決問題的論證,因此必須透過政治溝通與談判來相互讓步,以達成具體共識,這共識指能一致執行某種修法流程,並進行相關政策調整。

「台灣政治圈」在死刑存廢議題上早已進入協商流程,各方(不只兩方)都在發言與讓步,你會看到死刑要執行又不執行、要修法又不修法,一切處於某種中介、游離的狀態中。各方都在等待對方的讓步,也都暗自設想自己能讓步什麼。但缺少明顯的改變,只是微幅震蕩。

廢死派可能會犧牲一些宗教意味較強的廢死相關配套,比如說容許「繼續判決死刑,但在技術上不執行」,或是接受「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但監禁條件可能不佳」,這兩點都是某些廢死派不同意,但其他廢死派並不堅持,甚至強烈主張的具體作法。

相對來說,反廢死派也可能退讓,他們企求的如果是「死刑犯不再回到台灣社會」,那麼說不定「流放」等古典作法,也會是他們在「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等(不盡讓反廢死派滿意)現有作法之外能夠接受的。包括離島監禁等等。

目前的問題在於,如果要進行有效率政治協商,必須要有明確的協商主體(如政黨或社團),但台灣不存在一個可與之對話談判的反廢死派主體。相對來說,主要政黨與現有主要社團多半都是廢死派(他們的問題也在於推不出單一或少數的溝通主體,造成人多嘴雜)。這使得雙方的溝通亂七八糟,沒有實質進展,有時候執政黨(不論是國民兩黨的哪一黨)還必須錯位代表發言(黨傾向主張廢死,但需站在反廢死立場與其他廢死派溝通,這種溝通不會有效果,因為代表性不足)。如果國內狀況如此,要對國外溝通就更加的困難,因為國外的廢死派是有溝通主體的。

因此,我認為解決廢死爭議的關鍵,是確立明確的反廢死主體。為了廢除死刑,廢死派甚至應該鼓勵並協助反廢死派形成這樣的主體,才能讓死刑問題有實質進展。拳頭要打在真正的對手身上。

現在的反廢死派就像是一種沒有本山、沒有領袖、沒有教義、沒有系統結構的宗教,一如台灣的民間宗教,不可能制壓或消滅它,也無法說服或改造它,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而是一種想像的集合,想像的實體,「想像的共同體」。你要讓他具型化,才能在同一個平面與之互動。

總結說來,死刑存廢是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要透過談判解決(不論雙方是否有意願,都必須,也已經進入談判),而談判需要有明確的對象,因此建構出具體的反廢死派社團(可能也包括具體的廢死派社團)會是解決問題的第一要務。

至於我當前的立場,則是認為在雙方談判沒有具體進展的狀況下,應該繼續判決死刑,並向後推遲沒有急迫性的死刑執行。這種狀態的持續,可以刺激雙方不斷回到談判場上。

以上就是我現階段對於死刑廢除與否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