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0日 星期五

陳禹勳有什麼好道歉?



我寫過運動倫理學的課本,也開過運動倫理學的課,不過很久沒開了,也已不太出相關的論文。國內運動倫理學圈就小小的,頂多十來個老師和研究生,議題根本研究不完,只能東沾個豆油,西擦個邊球,有一搭沒一搭的搞了十年。

其困境不只是因為我們人少,程度不夠,基本上我們帶頭的老師和國際學圈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問題在於,弄了再多東西,實務圈也不會聽。

我曾大力主張培養基層球員的反思能力,才有辦法扼止職棒放水。講了好幾年,也是被當放屁。一堆自以為全世界最懂棒球的教練,還是要學生球員絕對服從,堅持根本是一團狗大便的「倫理」。

球員一天不懂得要去質疑教練團,不懂得去質疑學長,那離大規模放水案再次暴發的日子就更近一天。

本來我已經看淡這一點了,結果今天又看到這種「其樂融融」的倫理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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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季爭霸重要關頭,不容任何衝突火線擴大,郭嚴文怒甩頭盔事件後,Lamigo桃猿當下選擇把問題講開,總教練洪一中順手拿給陳禹勳一盒水果,盼為衝突畫下句點,爭冠之路上不會平生波瀾。

猿隊前晚對戰獅隊,由郭嚴文敲出再見安打贏球,本該是開心慶祝的場面,卻因賽後郭嚴文怒甩頭盔、林智勝召集全隊講話、郭嚴文與陳禹勳落淚等意外畫面而失焦。

陳禹勳過度使用問題,今年已經多次引起話題,只是誰也沒料到事端擴大,沖淡當天猿隊贏球的喜悅,又發生在爭冠時刻,洪一中也知道:「有什麼事情要趕快攤開來講。」

「洪總」賽後即向劉玠廷報告此事,除了召集全隊開會,劉玠廷也各自與陳禹勳、郭嚴文溝通了解問題,深談到半夜,最終由陳禹勳主動走進教練室,向教練團表達歉意。

「洪總」當時順手拿了一盒水果給陳禹勳,讓陳禹勳訝異反問:「還有水果可以拿喔?」洪一中回答:「有啦,有啦!趕快拿去。」盼望風暴到此為止,別在爭冠關頭繼續擴大紛爭。(引自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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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禹勳有什麼好道歉?

這是啥小?

是在道個屁歉?

被凹的問題解決了嗎?有拿到什麼承諾嗎?

如果發生在外面公司,這馬上會變成勞權事件。網路上撂一批人去助陣,出懶人包,公民記者live轉播,現場建立物資站醫療通道了。

但在中華職棒不會有事。而且他們可是文成武德,聖人隊耶!

說真的,這種新聞不會是真實狀況的轉述,是種經過美化,為了宣傳聖人隊「一片和諧」的公關稿。私底下各方是怎麼對臭的,外人當然無法知道,但鐵定不會這麼愉快就是了。

但就算是經過美化的公關稿,其倫理結構仍非常荒謬。年輕人對教練濫用不滿,結果領隊出來搓湯圓,教練團坐享其成,還可以賞你顆水果吃吃。這就是中華職棒的「良好倫理」,也是台灣球界的「良好倫理」。

什麼鬼東西。


為了總冠軍嘛,大家多忍忍嘛。

這些職棒隊把拿總冠軍當成唯一的神聖目標,也不能說有錯,不過為了一季的總冠軍,他們弄的鳥事可多了。最後呢?大家只會記得鳥事,不會記得誰是總冠軍。

說真的,只有四隊,你總冠軍是有什麼好爽的?從現在往回數十五年的職棒年總冠軍依序是誰?不去google會知道的人有多少?

但大家不查也知道,有很多年都被抓到放水。戰績可以爛,但把球隊弄得像樣一點,符合社會最低標準道德,口以嗎?

職棒要獲得普遍的認同和肯定,你就不能關起門來打小孩自爽,然後還要大家和你一起爽。大家又不是白痴
大家都在社會走跳過,看到你這種爛招,實在爽不起來。

操球員很爽是不是?反正操壞一個還有新的嘛。就找乖乖牌來操嘛!不乖的丟掉嘛!隱喻他難管教嘛!

難管教?
全台灣棒球圈最難管教的,就是這些老人。
怎麼教都聽不懂,什麼新知都學不會,任何建議都聽不進去。

他們什麼都不用做,就永遠是對的,大腦直接灌入真知,是上帝的代言人,是最後的先知,只,因,為,他,們,是,賢,拜。

拜你個頭。

現在丟頭盔還不夠力,之後如果要出新版的運動倫理學課本,我要鼓勵年輕球員直接把水果丟到欺負他們的教練臉上。

反正你們又不看



2014年5月28日 星期三

對責任的崇拜




我不知道要用幾篇文章才能完成對捷運隨機殺人的倫理探討,但總要有個起頭。就先從下面這個情境開始思考吧。

部份國家的大眾運輸工具會有安檢措施。比如新加坡,有時安檢人員會挑選旅客進行安檢。他們會請旅客打開行李受檢。

在看到這樣的場景時,你想的是?
「好麻煩喔!」
「最好不要挑到我。」
「他們在幹嘛?」
「把人當恐怖份子?」
「謝謝,辛苦了。」

這些觀點不見得有必然的道德對錯,但能幫助你思考不同情境下的個人道德責任。比如,在捷運隨機殺人事件中的責任。

因為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台灣人心中對於「責任」的執著又翻上檯面。當然,看重責任沒不好,以不完善的方法看待責任才是問題之所在。

或許是從小接受道德規約教育的關係,每個台灣人的心中都建了一套小小的義務論系統。這套系統要求我們尊重特定規約,並對履行或違反規約承擔某種責任。

比如,你在公車上有位子,你可能就生某種「責任」,需要讓座給即將上車,不良於行的老人。

這責任又可以微妙的區分為三:對自己的責任(我們有責任讓自己在道德上變得更好),對於行為客體的責任(我們有責任讓那位老人的實際處境變得更好),也包括了對不特定社會大眾的責任(我們有責任讓社會整體變得更好)。

(我這邊的責任劃分與康德的定義不同,請專業倫理學者留意這點。)

「對自己的責任」在論證上比較單純。個人行為的對錯,會對自我人格價值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你有責任為了自己去做好事。

「對行為客體的責任」也沒有太大的論證疑議。我不讓座給某個不良於行的老人,我可能會基於很多理由(包括心不安、效益計算等等)而覺得對這老人有所虧欠,這就形成了責任的認知。

就算你打算「盧」前兩者的論證,那也不是我的重點,我只是想表示,相對前兩者來,對不特定社會大眾的責任比較複雜,甚至根本無法回答。

我佔座不讓,對於公車上站著的高中生有什麼責任?
對於另一個有座位的阿婆有什麼責任?
對於司機有什麼責任?
對於公車之外的旁觀者有什麼責任?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那種責任感相當弱,但你不讓座的話,這些人都可能會「指責」你。

為什麼?

當我們看到某甲不讓座的時候,我們會認為他除了傷害到「應入座者」的權益外,也認為他傷害了社會的某種美好價(這是我常講的「在善」,內在於行動中的價值),所以才會出言責罵。

這種美好價不只是以可量化(用錢可以估量)的方式為我們所掌握,主要是以不可量化的方式影響我們。因為就可量化的角度來,我們受到這事的直接影響太小了,但我們會察覺一種共享的情感,一種社群的「共同善」(整體角度的內在善)被傷害了。這種共同善可能是榮耀、成就感、滿足感或安適感。

當有些人創造共同善,我們可一起分享;當某些人傷害共同善,我們會一起感到痛苦。

傳統義務論太強調行為本身,因而無法評估社群的特有價。他們會將社群間的差異視為一方不理性,或是只能以「普遍化原則」(類似於「推己及人」的概念)來處理「不特定他人」。

但我們知道每個社群的「理性」可能不同,行為者或許不具備旁觀者擁有的理性(請思考這次隨機殺人案),而是另一種理性(我們通常認為這種人大腦燒壞,但他們擁有的可能是另一種「正常」)。

你要求當事人做出「普遍化」推理(推己及人)後才行動,但人家做出的推理結論可能和你相反。這樣你能指「責」他嗎?

傳統義務論頂多只能解釋我們「對自身的責任」,「對行為對象的責任」,而對於不特定他人的責任倫理關係,就沒辦法明得非常穩當。依其理論結構,當你問出「這個人大腦到底在想什麼?」時,你就很難要求他「對整體社會負責」。你根本不懂他。

這困境需要一種考量到社群與人格價的倫理學觀點才有辦法解決,這就是德行論。我們之所以會對一些「關我屁事」的狀況提出道德見解,是因為這種事件會傷害我們社群的「共同善」,我們會質疑這類「人格」(而不是特定行為)無法在社群中追求卓越並創造價,甚至會害其他人無法追求卓越與價,所以是應該指「責」的。

其個人的道德失敗,會是社群整體的道德失敗,因此社群成員有資格與必要出面指正他。

回到捷運隨機殺人案。

我們都很清楚,殺手的行為傷害到整個社群,而不只是被他所殺傷的人。整個社群的生活態度、合作模式與信任感都受到他行為的嚴重破壞與影響,而「合作模式」與「信任感」都是我們社會的共同善,因此做為社群的成員,我們都有資格對他提出批判。

他於「外在善」方面(錢,或錢可以買到的東西)造成的傷害可能有幾千萬,加上外部性,可能幾億或幾十億,但他在「在善」(錢買不到的東西)造成的破壞更大,破壞了原有從大社會隔局的「和平友善」到「以捷運秩序為榮」的微妙小確幸價觀。

自認歸屬於這個社群的成員,都可以感受到有些原本的美好崩解了。

因為他造成的傷害太大,我們很難接受單人的錯誤造成這麼巨大的損失。對於「責任」的執念再次升起,我們認為要有更多的人出來負責才行。這個「責任圈」會由殺手身上向外擴大,但能外張到多大呢?

和他同車但選擇逃跑的青壯男子會被抓出來質疑。
捷運公司相關人等會被抓出來質疑。
他就讀的學校會被抓出來質疑。
連和他同齡的人、學運份子也會被抓出來質疑
當然,他的家人鐵定逃不了質疑。

「我們」會堅持要有多的人出來「負責」,才能「明」這麼巨大的傷害。

但這有點推論上的漏洞。我在前文已經提及一種可能性,就是如果嫌犯(不一定指鄭捷)是個基因變異類型的無良心犯罪者,那什麼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甚至社會的預防措施都將沒有作用,其他人做什麼,都無法改變或影響他的犯罪事實。

那「他們」又該負什麼責任?

我們現在並沒有足的知識能力去處理這種類型的犯罪者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可能永遠都不會有。
鄭捷可能是這一型的犯罪者,也可能不是。其答案我們或許也永遠不會知道。
我們可以挖出一堆人,要他們負責,但在實際因果關係上,他們也許都沒有直接的行為責任。

因此我們就不該去質疑他周遭的人嗎?這也不太合理。

但我們的確缺乏足的知識來讓一切「變得更合理」。理性推論、責任判斷的追索或許永遠不會有結果,但我們可以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如何重建「共同善」。

我們可以思考「如果我有責任」的問題。

如果他的生活關係人有責任,會是什麼樣的責任?
如果鄭父鄭母有責任,會是什麼樣的責任?
其他相關人士呢?
其他看似不相關的社會大眾呢?

這些進一步的問題,就不止於捷運無差別殺人的道德責任,而泛及於生活教育、學校教育、友誼互動與社群文化的多元議題。社群中的每個人都有可能產生與之相繫的道德責任。

如果是你,你會怎樣行動?怎樣負責?

回到新加坡的捷運站。或是將來的台灣捷運站。當安檢人員攔下你,你會怎麼詮釋這個事件?

「好麻煩喔!」
「最好不要挑到我。」
「他們在幹嘛?」
「把人當恐怖份子?」
「謝謝,辛苦了。」

我不知道正確答案是什麼,但你應該思考你的答案。也不只是這個情境,你該思考你的每一個可能的角色(父母、路人、朋友,或是受害者),以及每一個角色的相關答案。

這會是個漫長的倫理學工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這是應該做的事。
或許是最應該做的事。



2014年5月27日 星期二

國民黨的去腦化




近日有幾位國民黨人與我討論當前國民黨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是馬英九嗎?是王金平嗎?還是那些立法委員呢?經過了「長達」三分鐘的討論,我們得到了共識,就是國民黨正面臨去腦化的問題。

什麼是去腦化?

其實就是「智障化」啦!講「去腦化」比較好聽一點。之所以生這種看法,有以下的理路。

國民黨因其政治經濟優勢,曾經長期擁有一批「有腦的」政治菁英,遍及老、中、青三代,他們可以推動良性的政策,且有效率的執行計劃。雖然黨還是有一些無腦的白癡,但兩造相安無事,甚至相輔相成。有腦的會顧及無腦的面子,不會讓他們丟臉、難看,無腦的會尊重有腦的意見,以免分不到好處。

但隨著馬英九上台,狀況出現轉變。
他開始排除身邊的有腦人,因為這些人講話難聽,傷了皇上的自尊心。他大量重用無腦人,或是裝成無腦的人。這些裝成無腦的人,越來越不安好心,刻意在馬英九前面講一些低能的分析,以迎合他的思維能力,進而博得他的歡心;整個朝廷越來越多弄臣,原本高漲的民意聲勢開始下滑。

不過,這種去腦化一開始只局限在高層,真正擴及整個黨,是政局惡化到開始大規模坍塌。洪仲丘案是公民運動的起爆點,但這個運動也讓國民黨整體快速的往去腦化邁進。

有腦的人都看得出來,洪案之初,軍方相關單位的反應大有問題。甚至連軍方有腦的高層也察覺了,看他們記者會上的表情就知道。但這些有腦的聲音很快消失,八成是因為皇上決定採用無腦派對事情的詮釋與解決方案,所以有腦派就去避風頭了。

馬英九授權給軍方來處理,而這些軍方主事者正好是想蓋掉事情的無腦派,事件很快往一團大便的方向發展,終至場子鬧大,難以收攤。

國民黨人並沒有自我檢討,反而見笑轉生氣。無腦人的意見越發成為黨主流,而有腦人呢?他們發現皇上好像不支持他們的立場,只聽得進無腦人的話,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民進黨派來的,於是就閉嘴了,不再嘗試去改變黨,就默默的看著黨擺爛。

這當然會造成局面快速惡化。隨著皇上一直出包,一直發傻,一直生毛帶角,終於引發一連串的社會「暴動」。從太陽花暴動,石虎暴動,風車暴動,核四暴動,護樹暴動,台灣遍地暴動;一方面公民暴動成為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以無腦角度詮釋這些暴動,則成為國民黨的主流意識形態。

無腦人始終堅持這些暴動一定是民進黨發動,一定有收錢,一定是無知年輕人受煽動,一定是「九零後」亂讀書亂看漫畫所以才不懂事。都是「一定」,所以沒有討論的必要,也自然沒有提升論證的必要。

他們並沒有親身瞭解這些「運動」,不認識其中的人,不曾探討其運作機制,就提出一堆見解。這些見解當然都是垃圾。

實際上,這些社會運動的組織性和厚度,都遠遠超過以往民進黨發起的運動,學生的知識程度與思辨能力也遠超過這些無腦人。但或許就是這些學生的思辯能力太高,高到讓無腦人自尊受挫,他們因此拒相信這些事實,越來越堅持自己的看法。

從國民黨立委的集體反智,就可以看出來這種去腦化已經走到最後一個階段。這些被列為「首割」的藍委真有那麼蠢嗎?蠢到非講那種挑釁的語言不可嗎?

他們能混到今天,對沒有那麼蠢,但他們察覺公開支持國民黨的只剩無腦人,所以他們必須講出無腦話,必須反覆的講無腦話。一方面是爭取選票,另一方面是避免自己被當成敵人。

而其他立委和政客呢?他們不出來唱和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有良心,而是不想丟這個臉。耍白痴就讓他們去吧,我們先裝死,最後再來割稻尾。

總統無腦,因而侍臣無腦,這些高層的無腦舉動,又進而促使隨眾無腦,這些隨眾又刺激有腦群臣裝無腦。這就造成國民黨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去腦化。這是惡性循環,形成一種無法煞車的黨國悲劇。

從一週一無腦,變天天都有無腦新聞。「國民黨:反國民黨」就與「無腦人:有腦人」疊合起來。

「極化」與「製造對立」的手法,是選舉傳統老招,比如「統:獨」「經濟:破敗」,但這次國民黨卻在老路線之外,外加選配「無腦:有腦」這一組。

只要站在國民黨這一側,要背的無腦共業就越來越重。除了一方面要和運動份子進行理性對辯,另一方面又要幫無腦人的言行做迴護。這很累。

站在反國民黨側,進行論辯就越來越容易,只要強化國民黨的無腦形象,就自然弱化國民黨的服力。到最後,國民黨講什麼都不會有人當一回事,政治新鮮人與搖擺中立者會越來越恥與國民黨同列,國民黨「只有笨蛋會支持」的形象就越牢不可破。

那國民黨該怎麼辦呢?
怎麼樣才能讓有腦的國民黨人一起站出來救黨?

關我屁事。自己的國民黨自己救。
不救最好,讓大家看看人能蠢到什麼程度。



2014年5月22日 星期四

隨機殺人與錯誤的倫理預設



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引發許多倫理議論。可惜的是,這些來自於一般大眾的倫理論述,存在許多錯誤的預設。以下就來談談我所看到四種最嚴重的錯誤倫理預設。

一、「所有人都有良心」

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的惻隱之心,這種看法透過教育而深刻根植於中華文化圈之中,我們會很自然的預設所有人都有良心,並以之建構倫理論述。一些西方的傳統倫理學流派也抱持類似的觀點。

但實際上孟子只是依自己的有限觀察而產生這種體悟,卻被後人當成聖旨。這種「全稱論證」(「所有人都」)的觀點本來就難以站得住腳,只要一個反例就可以推翻,因此比較像是「信仰」而非知識。

就定義上看,而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一些生物條件,並不是因為具有良心,因此「人」不能和「良心」劃上等號。良心是種綜合的行為表現,並不是單一的官能。

人會有各種類型的視力障礙,心靈的功能也可能有各種層面或向度上的不足,因此每個人的「良心」能力也會有所不同。在被歸類為「良心」的綜合能力向度上,有些人比較「豐富」,有些人較「單薄」或「稀少」,甚至是「並無與其他人相同之處」。確實存在沒良心的人,而且成因很可能是先天的。

因此當你問「他不能摸摸自己的良心嗎?」這問題的答案很可能是「他本來就沒有」或「他的良心缺了一大塊」。


二、「人只要用某種方法矯正,就會變好」

有些人認為壞人只要認真教,好好勸說,或是嚴加懲罰,就會有所「改善」。這種正向態度可能來自於宗教的神聖經典,也部份來自於我們對當代教育體系與國家制度的信心。但這一樣是樂觀過頭的看法。

直到目前為止,倫理學界還不太能確定什麼是「最有效率」的道德的學習模式,當然也就不可能提出「必然有效」道德學習模式。人類在這方面的知識仍相當有限,我們能肯定的,是有些人的確「教了不見得有用」,「關了不見得會怕」。

所以講道理,有些人會聽,有些人不會。用重典,有些人會怕,有些人還是不怕。即便不怕的人很少,他們還是存在。所以死刑就算能嚇阻一部份的犯罪者,對於少數人還是沒用。而這少數人往往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


三、「具備某些條件就會變成壞人」

我們經常觀察一些惡人的個人特質與環境背景,試圖從中分析其道德錯誤的成因。接著我們會在社會中搜尋類似條件的人,並為防止他們犯罪而預做準備,比如強化教育,先行隔離觀察,或是「預防性雞鴨」。

我們會因為具備相同的個人特質或環境背景,就成為惡人嗎?

不一定,因為道德判斷的變(參)數太多,一個微小的差異,就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行動。就算看了一堆殺人片,擁有許多的殺人工具,活在一個不公義而充滿暴力的社會中,行動者還是不見得會有邪惡的行為。

有些人的確會經由學習或訓練而變得暴力,勇於開槍;但也有人是怎麼訓練都不敢對人開槍。統計學可以告訴我們許多有關環境與條件的知識,但極端的惡人實在太過罕見,我們很難從他們身上得知真正有影響力的關鍵環境與條件。或許根本就沒有這種關鍵環境與條件。

所以,就像我們不知道怎樣「必然可以」把人教好,我們當然也不知道怎樣「必然可以」把人帶壞。就算已經很逼近答案,還是可能出現少數反例,而你的預防網會漏掉這些反例,而造成嚴重的悲劇性後果。


四、「人就是依理性分為正常與不正常」

對於道德主題,有一個無奈且沒用的陳述句是:「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看到虐童案、殺人案時,我們經常聽到旁人有這種感嘆,但這感嘆也指出倫理知識的極限:奇怪,我和他一樣是人,為什麼我會無法推論出他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呢?

實際上,我們與他人的推理能力可能存在根本的差異,也就是所謂「共通理性」的範圍很小,甚至就沒有這東西。這會造成道德表現上的巨大差異,也使得「他們」的想法難以為「我們」所「理解」。

他們人數或許少一些,我們因此會以優勢數量而認定他們的腦子壞掉了,是「違常」,和常人不同。但和常人不同,不代表他們不理性,只能說是擁有另一種理性的形式或向度,而這模式或向度可能是對社群有威脅的。

你需要花更多時間去瞭解他們,試圖進入他們的思考迴路,而不是站在外頭,拼命要他們接受你的思考模式。要解決他們的問題,或降低他們對社會所造成的威脅,你只能進去他們的「理性」中去找答案。

如果你沒試著進去過,你給的建議基本上就沒有參考價值。

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這裡叫「人渣文本」,為什麼我說沒有當過人渣,就很難成為倫理學家。其實部份原因也就在此。你沒有理解過真正的邪惡,你的善就會是單薄的。


我知道大家很期盼「各種學家」能出面給這種犯罪現象一個解釋,並提出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法。但倫理學家會告訴眾人,其實他也不知道答案。

倫理學家能說的,是每種現有答案與解決方案都存在某些問題。大家的說法都會產生困境,但我們可以試著整合,或許能慢慢逼近標準答案。

這不能急。若有某位倫理學家、道德聖人或宗教先知,振振有詞的號稱自己知道完美的倫理解決方案,那麼做為聽者的一般社會大眾,就應該格外小心。

那可能又是個缺乏良心的人。

2014年5月20日 星期二

一定要成為顧問王!




馬英九的專長之一,就是蒐集一大堆的顧問團。

像是最近說要成立的青年顧問團,還有自己本來就有的錦衣衛顧問團和內侍顧問團,加上國民黨內建的老人顧問團與超級老人顧問團,以及工商界的凱子顧問團,農漁界的土豪顧問團,軍警的戒嚴顧問團,還有單純只是來吃便當的湊人數顧問團,一次擁有老中青三代十方八界的一缸子顧問,可說是全民顧問化,毫無疑問可以勇奪「世界顧問王」頭銜。

他搞了那阿阿阿麼多顧問團,你一定會質疑,他真的會聽這些人的意見嗎?我必須強調,他真的會聽這些人的意見,不過是物理學上的聽。的確有一些聲波會抵達他的耳朵,要注意,是他的耳朵沒錯,不是他的角。但他的記憶體很小,大多數的聲波所轉換成的神經信號,其實沒有辦法儲存,或是存了很快就會被覆寫。

因此就算這些人真有講出個什麼鳥,他大概只會記得十分鐘,或是寫在小筆記本上後幾秒,就已經看不懂自己在寫什麼了。

但大家千萬不要因此覺得灰心,因為這些顧問發出的聲波,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意義。為了彰顯馬王朝清廉的特質,這些顧問都是「榮譽職」,就像一般的「榮譽XX」一樣,除了到場簽名,舉手哭哭,離場哈哈,領便當卻不會死之外,沒有太多的實質作用。

所以聽的人聽不進去,講的人也講不出什麼東西,那這個機制,我們應該怎麼理解呢?很簡單,它當然就不是一個政策諮詢機制,也不是決策擬定機制,而是一個社會福利機制。

用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瞭解,就通了嘛!一個老人沒有人緣,沒人想和他講話,那你就弄來那些平常不知道能幹啥的人,去陪這老人講話,不是很好嗎!這個老人可以天天開心,而這些陪聊的,除了便當外也可以分個頭銜印在名片上,皆大歡喜嘛!營造這種老有所聊,壯有嘴炮,少有頭銜的大同世界,就是社會福利政策的目的嘛!

所以大家對於總統一再增加顧問團的動作,就不要有太過激的反應了,這是台灣邁向福利國家的重大目標之一。說不定這種顧問團的數量,很快就會列入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競爭力指標中,管爺們不是才說最近因為太陽花降一點嗎?這個剛好可以補上去。

我知道一定會有高僧大德在看完這篇後指責我,說是總統大發善念,願意開恩傾聽眾生疾苦,怎麼還沒起頭,就嘲笑人家呢?這樣不好,不好。

我的回應是,在這個老頭子有LP單刀直殺陳林等一干反賊聚會的熱炒店當面坐下來直接談之前,他做什麼都是在裝孝ㄟ。「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連面對都不敢,六十幾歲還在逃避現實,找一堆陪聊來坐檯壯膽的人,只是個活該被嘲笑的爛咖而已。

自己的爛攤自己收,不要找年輕人來幫你掃大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