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酒駕新法，我要談的第二個「點」，是有關階級的壓迫。一看到這個新法，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並不是酒駕者慘了，而是賤民階級慘了。
在台灣有許多勞動階級，或無勞動階級，因為他們失業。雖然「賤民階級」已從戶籍政策上消失已久，但這些（可能多達人口50%以上）勞動者就是現代的「賤民階級」：沒有完整人權，不工作就無法維生，受教育機會少，稅收負擔高，沒有社會地位，通常無法和貴族通婚。這階級是酒駕者的主要來源，他們的社交圈有許多的飲酒機會，喝了之後也沒有錢搭計程車，或居住地大眾運輸不便，因此會在酒後選擇「自行移動」：這些人人數之多，足以成為酒駕的主力客戶。想想警察為什麼會在勞動者居住地的週遭設下大量固定攔檢點（台北市聯外橋樑，工業區往住宅區的通道口），而不是設在信義計劃區的豪宅巷弄中。
當中產階級擔心被關（這會大舉提升飲酒的機會成本）時，他們較有可能選擇搭計程車或乾脆不喝（想想一系列的禁菸政策是讓哪些人戒菸）。貴族本來就會有人載，自己開車的若非假貴族，就是那種有駕駛座黏著精神疾患的人，佔凱子總數不高。貴族被關的機會成本更高，高到聘十人大轎都還有找。所以他們更有可能選擇不開車或不喝酒。
可是勞動階級沒辦法對此作出反應。不喝或許是成本最低的選擇，但不喝可能會破壞他們的現有社群互動文化，就像把飲酒從某些原民社會中排除出去，會連帶破壞其文化系統一樣。在不能不喝或只能少喝的狀況下（前提包括「無法脫離這個文化圈」），加上他們窮到必須自行處理其交通移動，他們將無法支應新法所增加的成本，只能硬著頭皮擔負風險：被抓到的風險。被抓會讓他們更窮，社會地位更低，更弱勢。這或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這個新法的立法緣由，其實是起自貴族與中產階級酒駕撞死人。像葉少爺，或是撞死那個醫生的業務員（這有點像勞動者，但也可算中產階級，至少他有車。汽車可是奢侈品）等等，法律剛施行，也是文官、校長（算中產階級）撞到人被抓出來鞭屍。大多數的酒駕群體呢？都被忽略了。但他們真實存在。新法前三天就移送一千起，這些人都（多）是校長或少爺嗎？
他們一個人可能就是一個家庭，也可能代表一個家庭，酒駕的懲罰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家庭的毀滅。這個法律似乎很容易就會製造出一堆「高風險家庭」（講白點就是家庭機能有問題，可能會產生犯罪者或鬧出人命的家庭）。有人會說這是報應或活該，但再怎麼嚴苛的道德義務論者，也必須面對社群生活的事實：就算「他們」是報應、活該，但當你身邊出現越來越多高風險家庭，你的風險也會變得很高。
這應該有一些配套，但我們現在的立法都立到開了個「拒測」的狗洞後門，實在很難預先設想這麼多。我認為這個問題會在一兩年後真正惡化，現在的監獄根本就關不下那麼多犯人，因此酒駕犯不會那麼快就被抓去關，必須排隊。等到一兩年後這些人排到了，問題才會真正浮上檯面。怎麼辦呢？我也不知該怎麼辦，或許只能再由政府多出一筆錢和人力，來解決這個爛攤吧。中華民國總是這樣處理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