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打算立法對酒駕同車共乘者和賣酒者開罰，法學界有很多反對聲音。我也反對這樣的立法，而且理由與法學家蠻一致的：這在施行上有困難，所以就算立法通過，執行上可能也會有很多爭議，或是成效不大。不能執行，只是用來爽的法律，不如不要立。
這牽涉到法律道德化的問題，這是我的教學主科中會提到的一大主題。同車者與賣酒者，對於酒駕，確實可能有某種程度的道德責任。這樣的行為或許有錯，可是「錯的程度」在不同個案中差異相當大。7-11的店員和一直催酒的pub老板顯然有不同的道德責任，喝呆的共乘者與清醒的共乘者也有責任的差異。不同規範倫理學對這問題也有不同看法。
某些義務論認為賣酒給「可能酒駕者」（因為邏輯上買酒會在醉酒前）這行動在本質上是錯的（即使不是很嚴重的錯），因此所有類似的狀況「都」會是錯的。但也可能有一些義務論者認為必須要看賣酒行為的嚴重性，如果有更重要的道德責任要他賣酒（不賣酒給人他就會失業全家餓死。雖然這不太可能發生），或是賣酒在他日常想法中是件好事（如他賣的是用來養身或救命的藥酒），或開車者是先後去十家店買醉，那各店家的責任可能就不盡相同。是以多數義務論者會說：要看狀況。
目的論者中，效益主義者會看行為結果，賣給可能酒駕者，如果他沒肇事，沒被抓到，或測不出來，或測不到一定指數，就都沒事。利己主義者會看此舉對自身利益是否有助或有害。因此也都是要看狀況。
至於德行論者，則可能會看賣酒者的日常素行（人格如何），以及他是基於什麼心態賣酒給可能酒駕者（有德的行動或惡行），不會直接提出任何的行為參考模式（就我印象中好像沒有與賣酒相關的德行，與飲酒相關的倒是不少）。反正就是要看狀況。
共乘者的狀況也是類似的情形。兩種狀況在倫理學上沒有什麼通說，其實也代表賣酒者和共乘者是不是有錯，仍是個未解之謎。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出一些顯然有錯的賣酒者與共乘者，也能夠想像出一些顯然沒錯的賣酒者與共乘者，更能想像出一些很模糊的狀況。雖然幾乎所有企圖將法律道德化的社會議題都可能出現類似的情狀，但賣酒者和共乘者議題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們是附屬於酒駕者的獨特情境之上，和其他狀況難以類比。有些人提的「殺人者與賣刀者或出口助陣者」及「吸毒者與販毒者或旁觀吸毒者」這類例子，其實都與酒駕有不一之處。
酒駕與販酒者之間的關係是物理（或化學上）的因果（在物理上，這瓶酒是由賣酒者的手中遞到了買酒者的手中），不是道德上的因果（賣酒者促成了酒駕的動機？），雖然效益主義者會將兩者串接，但這已被公認是效益主義的主要錯誤之一。一般相信，道德責任是來自於道德上的因果關係（動機上的因果），而不是物理上的因果關係（不然，如果你現在也是個人渣，那你未曾謀面的高祖父生下你曾祖父就有錯了）。而共乘者與其說是道德上的罪犯，實際上更像是酒駕的受害人，除非他逼迫酒駕者開車。
當然，斷除物理上的起因，或許就沒有酒駕：完全沒有酒，就不會有酒駕了。只是這在實務上又不太可行。我們必須要換個角度來思考，想想如何減少，或是禁絕酒駕，又不會引起另外的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