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在FB上大力主張應該「丟大便」，可是看來輿論都被導向「丟雞蛋」，所以我也被迫放棄原本的主張，改成探討丟雞蛋。這代表我雖然是個人渣，但至少是個會順應時情的人渣。
每次抗爭都會有丟雞蛋的爭議。雖然存在一些較中性的看法，不過各方立場基本上區分為「傾向可以丟」和「傾向不應該丟」這兩側。雙方都有各自的理由，有些寫得很哲學，有些很不哲學。（這兩句都是廢話。）我以倫理學角度稍微整理一下各方論點，看看大致上有哪些論證。（漏掉的就算了，反正多半會和其中一些長得很像。）
支持丟雞蛋方：
A1：丟雞蛋便宜且容易取得。（節約、簡便）
A2：除了丟雞蛋以外沒有其他更佳的和平解決方案。（和平）
A3：丟雞蛋造成實質破壞較小，象徵意義卻大。（效果）
A4：丟雞蛋符合台灣民情。（風俗）
A5：馬英九以前也丟過雞蛋。（對等）
A6：可以增加GDP，包括雞蛋與清潔產品營銷，以及清潔公司的收入。（利他）
反對丟雞蛋方：
B1: 浪費食物。（節約）
B2: 不理性的行為。（理性）
B3: 除了發洩之外沒有實質意義。（效果）
B4: 外來的抗議模式，好的不學學壞的。（風俗）
B5: 現在已有更文明的抗議方法，比如說正常申訴管道。（理性）
B6: 造成大家的麻煩。（利他）
（）內為訴求之道德價值。
我儘量讓A和B以相對應的順序來排列，這使得兩者間出現辯證關係。雖然你可能認為在某個數字項下明顯是A或B獲勝，但我不打算指出我認為誰贏了。我列出這些論證的用意，是要說明（非常倫理學，以至於一般百姓毫無興趣也不想瞭解的）「行為倫理學」的謬誤。
雖然我前面已經有專文罵過行為倫理學，但顯然多數人不會往前翻，於是我就重新罵一次。
行為倫理學認為，道德判斷應集中在「行為」的對錯之上，這「行為」可以指單一次的行為，如我今天早上上廁所沒沖水，也可以指一類的行為，如總是上廁所不沖水。
大多數的義務論與目的論流派都屬於行為倫理學。義務論從行為本身的特質判斷行為的對錯（如「丟雞蛋就一定不對」），目的論從行為的動機（如「為了政治理由丟雞蛋就是錯」）或結果（如「丟雞蛋造成GDP提升，所以是對的」）來判斷對錯。
上面的A與B的各種論述，都分別有一些義務論與目的論派別的影子。有些訴諸利他集體利益（效益主義），有些看重理性，有些著眼於手段普遍化（有點康德味道但不是很濃）。它們都有優點，但也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不是所有狀況下都成立，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
行為倫理學來自啟蒙運動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人們訴諸共通理性，企圖建立普遍的知識，其中包括倫理知識。早期甚至有學者打算把倫理學「數學化」，但這個努力不久之後就宣告失敗。近年則有一些心理學者或認知科學家企圖將道德判斷科學化，但「顯然還有相當巨大的努力空間」（這句話翻成白話就是：「請拿很多錢砸我，我才有可能研究出來。」）
不論他們有什麼成果，啟蒙運動對倫理學的基本態度是：我們應該可以把人類的道德行為看成像星球的運行，或豆娘身上小蜂（牠名字超酷的）的繁殖過程一樣，將道德行為從其他條件中隔離出來進行觀察，並建立一套能說明這種現象的理論。倫理學可以是科學。
但讓他們感到意外的地方是，這些被建立出來的行為倫理理論，不但難以說服人，通常在發明者還沒死的時候就已被廣泛的反駁。如果說一般自然科學發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斷推進、擴大勢力，行為倫理學發展史，基本上就是一個不斷建立、崩潰、重建的過程。套句行話，就是「不斷砍掉重練」。
為什麼？1960年代之後很多學者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就不掠美贅言。簡單說來，就是「共通理性」到底為何，根本無法確定。探討「理性」須要很多工具，甚至「理性」是不是一個具體的、可以被探討的對象，仍有待討論。要探索「理性」，已超乎倫理學家的知識能力，但行為倫理學家又以此概念為前提或主要工具。
他們另外一個大有問題的前提（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主張）是認定有「絕對價值標準」存在。這是某種可用來衡量非洲人性行為是否妥當，也可用來判斷台灣人魯肉飯好不好吃的客觀價值標準。或許真有這種絕對價值標準存在，但我很肯定，就算它存在，也沒人確定何種現行價值標準「就是」或「最像」這種絕對價值標準。美國人的？日本的人？中國人的？
排除這兩者，我們可以得到什麼倫理學？行為倫理學慢慢退位，「行為者」倫理學出現了。這派較少探討具體的、單一的、排除背景的行為現象，而是探討行為主體（就是「人」）的道德習氣。這派不會集中討論「丟雞蛋是對或是錯」這種問題，他們會問的是：「一堆平常品性端正，不會虐打貓狗，見人客氣問好，上車讓座，下車不亂丟垃圾的好人，為什麼會跑去丟雞蛋？」「為什麼普通的辦公室妹仔會戴個口罩去大戰國軍的星星梅花？」
由長期的表現來判斷人品比較重要，單一的行為不見得能代表什麼；好人也會出包，但是他會道歉，會補償。所以「做好事不代表是好人，但好人做的通常是好事」是行為者倫理學，又稱德行倫理學的基本態度。這派感覺很新，但卻是古希臘和古中國實際上居於主流的倫理學與道德方法論，「一點都不難學」，因為你已經生活在這種氛圍中很久了。
簡單說來，探討「丟雞蛋是不是對的」，意義不大，因為好人可能會丟（公司倒了退休金要不回來），壞人也可能會丟（討債集團），這只是「一種手段」，「手段」在排除情境的狀況下，很有可能是道德中性的。刀子本身沒什麼道德上的好壞，就算是通稱毒品的麻醉藥品，也是在濫用的狀況下才是錯誤的。
「行為者」倫理學家會問：「他去丟雞蛋。為什麼他要抗議？他碰到了什麼狀況？他的整體人生經歷如何？他通常是有德的嗎？多數人會認為他在這個社會中是好人嗎？」
這顯然是一個龐雜的考察過程，但可以讓你更接近道德的真相。看人家丟顆雞蛋，就說他不理性、無知、被煽動，所以是錯的。這推論很「簡便」，但離真相可能很遠，不夠嚴謹。
我們過去很少對某個人進行全面的「行為者」倫理學觀察，但有很多批判性的研究，那些為了要「揭開一些號稱有德者的真面目」的研究，卻蠻類似行為者倫理學的企圖（當然他們會刻意突顯負面的部份，行為者倫理學傾向兩面併陳）。
如對於真實孔子、耶穌的探討，雖然揭去了許多過度「神話化」的部份，但也呈現出更多有趣的、更貼近人心的真實人格形象。就算是近年被罵爆，被指說是蘿莉控的孫逸仙，如果你注意他的真實人格，想想如果這個人就出現在你身邊，那你或許能夠理解為什麼他能交到那麼多朋友，有這麼多財主願意掏錢出來支持他。
人格的種類太多，不存在一刀兩斷式的好壞區分法。我相信台灣多數人的人格類型，在台灣的社會中都會被視為是好人。聖人或許不存在，但在台灣社會中的一般人通常都是好人，也具備各式各樣的德行（好的習慣）。
當一大堆好人開始採取平常罕見的行為模式（跑去大街上穿白衣服抗議、靜座，在網路上激動轉貼新聞宣揚理念）時，觀察者卻只用「行為倫理學」的理論，想要以簡略的公式判定他們行為的對錯，而不考慮當事人的背景與社會大環境的互動，我必然會站在行為者倫理學的立場提出質疑：你的評價有什麼意義與價值？
所以抗議時丟雞蛋到底對不對？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最後回應是，這個問題問得太過簡單，以至於永遠不會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只有湊齊人事時地物，和當事人一起回到事發的那個時空，我們才有可能展開真正的道德探究。